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史學三長的觀點：“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懼，此為無可加者。”所謂史才，即是組織材料、叙述事件的能力；史學，即是廣博的曆史知識、豐富的曆史材料和嚴謹的考證态度；史識，即是史家認識曆史、判斷曆史的角度。在這三個裡面，最重要的是史識。沒有良好的史識，則史學隻不過是一堆蕪雜的材料；沒有史識，則史才隻不過是花拳繡腿、中看不中用。用劉中樹教授的話說，就是“史識是史家、史著的靈魂，也是學術研究的根基。”“史家對史實的選擇、意義把握和價值判斷是取決于史家的史識的。史實的選擇主要是辨僞存真，史識的判斷主要是意義和價值的理解和評價，從而正确認定和闡釋史實與價值的内在聯系。”

劉中樹教授在本學期的第18周給我們講授了三節課，分别是“新時期文學與現代文學研究”、“魯迅作品研究”“現當代文學批評的史識問題”。在我看來，這三節課實則是内在統一的，是三而一的。劉教授以他自己的史識為指導，考察了現代文學研究中史識的變遷，考察了新時期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并着重分析了魯迅作品的現代性。

關于史識，清朝葉燮在其《原詩》中說道詩歌創作必先有詩之基，即“其人之胸襟是也。”葉氏以事、理、情三者概括被表現之客觀事物，以才、識、膽、力四者說明詩人之主觀活動，詩歌創作是二者的統一。而胸襟是基礎，才、識、膽、力則發其神明，并使立時情得到充分發揮。在才、識、膽、力中，葉燮又特别看重“識”：“大約才、膽、識、力，四者交相為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識為體而才為用，若不足于才，當先研精推求乎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于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為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乎此。”著名文學家、中國現代文學史家唐弢認為文學史家的“學問”，“首先表現在有眼光，衡量那些作家可以人史要有敏銳公正的眼光，發現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銳公正的眼光，這叫做史識。”“一個文學史家重在有史識，有自己的見解，采取曆史唯物主義的态度，是好是壞，該突出的就突出，要經得起實踐的考驗。”劉教授總結道“史識，無疑就是研究主體對曆史現象、曆史事物的認識、理解、判斷、評價的能力和見解，或者說就是一種發現，一種對于對象本質的發現。這種綜合一體的主觀能力，是由研究主體的世界觀、學識才能、人生體驗、學術品格、理論基礎和思維方式等諸多因素融會貫通而形成的。”

劉教授說：“史識問題既是學術研究的理論問題，也是研究實踐問題，它決定着研究主體所能達到的學術水平和研究成果接近真理的程度。這一點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代表性史著中都有所體現。”根據這一觀點，劉教授在《史識：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靈魂》中考察了三本文學史背後的史識問題，并提出了自己的史識觀。

第一本是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王瑤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以《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理論闡述為指導形成自己的史識來認識和總結、評價新文學。王瑤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相結合的理論思維和分析方法為指導，比較中國新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和外國文學的關系，通過作家人生道路和創作道路透視作家的創作特色，以一種具有穿透力的眼光精辟地分析具體作品，這些都“為《史稿》增加了學術光彩。”

第二本是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唐弢更加自覺和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文藝觀為指導，“從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現象的普遍的内在和外在聯系中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潮、創作、運動和曆史發展的。……注重文學現象與社會時代的内在聯系，強調文學發展與社會曆史時代的決定性關系……注重各種文學現象之間的内在聯系。”

“王瑤、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開辟了力求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中國新文學現象作出科學的論析，全面總結其曆史發展的學術新時期。當然，由于時代和史識的局限，對文藝與政治、文藝與時代、文藝的特性等問題的理解都還囿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獻和黨的具體的方針政策。”“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在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改革開放思想路線的感召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力圖以新的觀點和方法，沖破“左”的思想束縛和曆史的封閉的研究框架，開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呈現出研究的新局面。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是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以上文學史寫作方法的變化，“充分說明了有什麼樣的史識就有什麼樣的史的研究，史識的卓異造就史著的個性和特色。”因此，史識是靈魂。

在分析這些之後，劉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史識觀：“文學發展史是創作主體的人通過人生體驗、審美感悟，認識、把握世界的實踐過程，參與這一實踐過程的人創作的一切成果，都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不可忽視的方面；面對當今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文學的多樣性、多元化現象，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文化、文學的主旋律的同時，還要正确處理主旋律與多元化現象的既對立、差異又相反相成，互為存在、轉化的矛盾統一關系。”

正是在這樣的史識觀的指導下，劉教授分析了新時期文學與現代文學，這就是我們的第二節課。劉教授現代文學研究受到新時期的文化思潮的影響，呈現出研究觀念和方法的多元變化、文學思考的拓展深化以及研究格局的形成，并認為：“對此進行梳理、論析，無疑對我們關照進入21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現實的學術意義。”

劉教授認為：“新時期的文化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着深刻影響。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極左思潮，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視野。”由于視野的拓展，文學研究格局也出現了多元化的局面：“‘走向世界文學’的提出，文化保守主義的崛起，新方法的引進，文化熱的介入，文學流派、思潮研究的興起，多種研究思潮的交織碰撞促成中國現代文學多元複雜、豐富深入的研究格局。”而這兩者的變化，導緻了研究者史識觀的轉變，于是出現了“重寫文學史”的呼聲和實踐：“‘重寫文學史’問題的讨論，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學史觀整合中國現代文學現象、整體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的嘗試和努力。”而這些都與文化思潮的影響有關：“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文化保守主義的新的讨論、人文精神和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問題的讨論，都是市場經濟沖擊下的深層思考，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史觀、史法和視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響。”同樣，劉教授又分析了魯迅的作品，分析其對五四精神的繼承，分析其現代性問題。

這兩節課可以說是劉教授史識觀的具體化，是在史識的指導下完成的分析。雖然時間上分了先後——兩次分析在前，史識觀的闡述在後——但一個是内在的指導、一個是外在的呈現，這是不可否認的。

總之，通過比較繁瑣的論述，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受劉教授的啟發，我開始自覺地重視史識觀的建立，形成自己“不斷發展的知識、識見和判斷的體系。”在“學習、思考、發現”中養成史識觀，并以史識觀為指導達到“立德、立功、立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