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古埃及的祭司,我的名字叫阿尼,我是法老的抄寫員……” 10月20日晚八點英国正版365官方网站二教108教室内,東方經典系列講座第六講甫一開場,由主持人楊國良教授扮演的埃及祭司極具穿越色彩的出場,當即引爆了全場聽衆的氣氛,掌聲雷動。接續本系列講座第二講,本場講座再次邀請到文學批評家、詩人耿占春教授為聽衆解讀埃及《亡靈書》。 在主持開場中,楊國良教授以一個埃及祭司的口吻介紹了古埃及祭司的身份和職責,同時還對古埃及的地理、文化、宗教,以及《亡靈書》創作的由來作了細緻介紹,為聽衆感受理解《亡靈書》中的詩篇提供了必要的熱場。如果說楊國良教授的開場為聽衆揭開了古埃及文明神秘面紗的一角,那麼接下來耿占春教授對《亡靈書》詩歌的解讀可以說把聽衆直接帶入了對千年之遙的古埃及人生活圖景的感知與想象中。 本場講座,耿占春教授主要以一個詩人的敏銳感知和一個詩歌批評家深刻的理論素養對《亡靈書》中的部分詩篇做了精到的分析和解讀;同時圍繞在一個“世界祛魅”的時代,像《亡靈書》這樣脫離了宗教神和話語境的遠古詩篇于今天可供分享和共享的資源有哪些展開了深入的探讨。
耿占春教授首先指出由于古代詩歌和現代詩歌不同,今天對于脫離了古埃及宗教神話語境的《亡靈書》的解讀,從一定意義上說隻能是一種誤讀。遠古的詩歌屬于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共同想象,在他們集體的想象和感知背後有着共通的符号表征體系,而今天的詩歌依托的則是個體的想象和修辭。此外《亡靈書》由于年代的久遠,記錄下的許多屬于宗教神話範疇的東西也早已語焉不詳。所以在今天《亡靈書》脫離了古埃及宗教神話語義系統的背景下,對它的解讀隻能是依托于人類共通的情感和感受的東西,而非宗教信仰和神譜系統意義上的解讀。 在對《亡靈書》1-6節的解讀中,耿占春教授指出從古埃及人對太陽神“拉”的禮贊和對冥界之王奧西裡斯神的祈求中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與現代人共通的一種情感是:對死亡的焦慮和對靈魂不滅的渴望。所不同的是,古埃及人相信亡靈經過奧西裡斯的審判就可以複活獲得永生,這即是《亡靈書》産生的由來。耿占春教授在解讀中還發現,《亡靈書》在傳達着古埃及人民族共同體宗教情感的同時,也傳達着古埃及人對世俗生活的渴望和微弱的個體意識的覺醒。比如在《亡靈書》的第二節“……讓我在那有陽光的田野上,播種和收獲大麥和小麥,在幸福的草原上有一個家。”顯現出古埃及人一種樸素的情感和願望——對平凡生活的眷戀,對世俗生活持續在場的祈求。第四節《他堅持他雷同的記憶》,詩題即顯現出亡靈在祈求複活時對恢複個人記憶和回複個體身份的渴望,這種微弱的身份區分願望傳達着宗教成熟時期出現的一種個體意識的覺醒。耿占春教授入情入理的析讀令人折服。 在圍繞當今一個“世界祛魅”的時代,像《亡靈書》這樣脫離了宗教神話語境的遠古詩篇于今天可供分享和共享的資源有哪些時,耿占春教授援引社會學家西美爾《宗教社會學》中的觀點指出,宗教情感是人類在宗教神學式微後依然保持的一種情感,這體現在人們對自然、命運和人世的态度中,但也無可否認的是在今天人們對宗教神學漸趨隔膜和宗教神學的文化表征符号體系不斷破碎化的語境下,人們在面向和回應病痛與死亡這類的負面事件中,所能借用到的文化資源和内心所能獲得的慰藉确實都在越來越微弱化。然而回到這些遠古的詩篇和神話,這其中依然保留着穿越時空的可分享的人類共通情感,在當代詩人的積極回應下,也存在着一種把悲哀轉換為喜悅情愫的潛能。對此,耿占春教授分别引用了瑞典詩人雅格泰的《不期而至》和生活在喀納斯湖畔的圖瓦人的民歌《我們屬于遠方》為例解說這種轉換悲哀和負面經驗的方式,在這裡死亡和生命有限性的焦慮獲得了一種詩意的升華與慰藉。 在聽衆互動環節,耿占春教授認真回答了聽衆提出的問題。在相關問題的回應中,耿占春教授表達了個人的一種寫作觀,其表示,除卻職業寫作的因素,他一直在為自身寫作,為安慰自己的靈魂而寫作,已經寫就的100多萬字的斷片化的随筆劄記《沙上的蔔辭》即屬于這類文字。這些文字以碎片化的寫作方式記錄内心的微弱波動,所謂碎片化寫作即不把個體流逝的情感和感受結構化、形式化,在過程和結構之間尋求一種寫作的可能性。據耿占春教授介紹這些文字也即将以《沙上的蔔辭》為名結集出版。 講座最後,主持人楊國良教授主持作結。楊國良教授深情朗誦了耿占春教授寫的《悼萌萌》一詩并對東方經典系列講座下一講做了預告。東方經典系列講座第七講将邀請到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三夕先生解讀《楞嚴經》。(文:熊文軍;圖:王安明)

楊國良教授以埃及祭司身份主持講座
耿占春教授主講中
講座現場
講座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