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奴隸社會及其以前的廣告發展概況 社會的第一次生産大分工，大約發生在原始社會的晚期距今約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明，我國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已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而龍山文化則出現了農業、制陶、牧畜、手工業等經濟生産部門的分工和顯著發展，并發展出新的産業—制酒。生産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餘産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産活動中所生産的産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産，因此，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産品交換。随着生産分工的深化，生産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餘産品也随着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币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币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為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轉自搜狐
為了把用來交換的産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産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為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體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隻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内容。 轉自搜狐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國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随着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國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着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為了過日子維持生計，隻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為貴族所小恥而又為庶民所不能為的行業，因為社會的需要，就成為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國輕商貶商的曆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後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為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國社會開始發生并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為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徕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挂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内，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内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鹹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體陶文字樣标記，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廣告。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産力較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措施，以及漢代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實，在客觀上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西漢的“文景之治”以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而著稱，商業的發展規模和範圍無疑又比春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
在這一時期，城市進一步發展。在幾百年間，洛陽成為聞名于世的大都會，店鋪很多。店鋪在當時被稱之為“市樓”，門口有一人接待顧客，所采取的廣告形式有口頭廣告、實物陳列等。尤其是幌子，這時已多為固定店鋪所采用，如酒旗、垆等。“垆”作為店鋪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現在兩漢時期，為以後的店鋪裝飾起了開創作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就有關于西漢時司馬相如的有關記載：“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垆。”東漢詩人辛延年亦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垆”的詩句。據認為，當時（東漢）已有外國僑民居住國内，從事商業活動。
公元400年以後，北魏始尚文治，商業出現一個時期的繁榮。據史書記載，當時的洛陽，市東有“通商”、“達貨”的二裡大市，“舟車所通，人迹所履，莫不商販也”。另有延酤、治卷二裡，“裡之人多以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堕者，善釀酒，季夏盛暑，以罂貯酒，暴日中一旬，酒味不動，飲之為美”。在這裡，劉白堕的曝曬酒于太陽之下，無疑是一個實物示範廣告，因而使“京師朝貴出郡遠相饋贈，逾以千裡”。廣告效果之好，使這種酒名聲遠播。
公元581年，隋朝統一中國，城市商業已初具規模。史書記載隋炀帝時，“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濟橋東，常有萬餘艘，填滿河路。商賈貿易車馬，填塞于市。諸善酋長入朝者，常請于東市交易，炀帝許之，先命整頓市肆。檐宇如一，鹹設緯帳，珍貨充集，人物貨盛。賣菜者，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當時的商品交換集市的規模之大、涉及之廣。東市是隋炀帝批準對外開放的城市，并罷求在開放前整頓市容，把珍貴質好的商品充實陳列起來，并令菜販把菜陳放在龍須席上。外商用餐，免費供應。隋炀帝的這一套措施固然是要顯示他的尊威，但在客觀上，不啻是一次帶有國際性的商業展覽和廣告宣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農業上實行的均田法和租庸調法，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工商業日趨繁盛，商業空前興旺。廣州、揚州、泉州和都城長安，成為了“萬國通邦”的國際貿易中心。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包括海上貿易的發展，使這些大都市“街市繁華，中外商賈雲集，市肆店鋪各有專營”，出現了肉行，金銀玉器行、衣行、麸行、秤行、絹行、藥行、漁行等商業行業，同時，還發展了為商業流通服務的金融銀行業——錢莊。手工業生産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商品品類日益豐富。唐朝西京長安城内有東西二市，各市有212行。東京洛陽有130行、3000餘“肆店”。同時，還在一些地區形成了專業性行市，如米市、草市、絲市、藥市等。
唐朝對市場已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凡市皆由官設。市場劃定地域，以牆圈圍，四方設門，定時關閉。市内分肆，入市交易商品以類相聚，分别在規定的肆中出售，商品價格由官家評定，懸牌經營。《唐律》規定：“諸平贓者，皆據所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絹之價。”即對違反當時物價規定的，要給予必要的處理。同時，也說明懸挂招牌不僅起着廣告的作用，而且還成了官方對攤商進行管理的一種手段。
唐朝的商業活動中，存在着多種廣告形式。（1）口頭叫賣：如唐朝人的筆記作品中，就有“其時賣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的記載。詩人元稹在《估客樂》中的“經遊天下偏，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第次迎。迎客兼說客，多财為勢傾”的詩句，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口頭廣告内容。（2）招牌廣告：市場交易，分肆進行，又規定必須挂牌營業，因此，招牌廣告十分普及。（3）商品展銷會：《舊唐書·韋堅傳》中記載，天寶年間，韋堅将渭水通往長安的漕舟集于宮苑牆外，供皇帝禦覽所載各地貨物，其時“堅預于東京、汴采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于潭側，其船皆著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之綿、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绫衫緞；晉陵郡船，即折造端绫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绫、绛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菖、蚺蛇喧、翡翠”。可見當時集貨地之廣，景況之盛。（4）旗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對此有過“懸幟甚高著”的描寫。唐時亦多用于酒店，唐朝知名詩人杜牧寫過“水村山郭酒旗風”的著名詩句。在一些唐代書法中，有時也可見到酒家旗幟的樣子。《元曲·後庭花》中有這樣兩句：“酒店門前三尺布，過來過往尋主顧。”不但說明了酒旗的尺寸，還說明了酒旗的作用。北宋政權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安定農村鼓勵生産的政策，社會經濟在經曆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之後，得到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機，經濟再度回升，商業迅速發展。由于宋朝改革了自古以來的市坊制度，取消了“日中為市”的限制，市場交換的地域和時間不再為官方規定限制，随時可為，随地可為，商業活動有了更廣泛的活動餘地，出現了異常活躍的局面，北宋的汴梁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商品的集散地，各地商人穿梭于此，導緻了門面寬闊的大商店的出現，從而出現了店面裝潢——彩樓、歡門這樣的廣告形式。同時，由于開禁夜市，商業貿易出現日市、曉市、夜市的分化，小商小販忙着晝夜交易，“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更遊人始稀，五更複鳴”。此時，由于小商小販被允許串街走巷作生意，因此，城内各處叫賣之聲不絕。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對此有過詳細記載：“……又有小兒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瓷缸子，賣辣菜。”“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錘。唯焦錘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後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走轉，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又有“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由于行商叫賣，扯嗓吆喝，既費力氣，聲音又傳不遠，于是就從口頭廣告衍化出各類具有專業特色的音響廣告，用各種不同的器具搖、打、劃、吹，發出不同的音響表示不同的行業，例如貨郎的撥浪鼓、剃頭匠的鐵滑剪等。 商業活動的增多，也使一些服務行業應運而生，從業者驟然增多。茶坊、酒樓、飯館、客店，遍布街頭巷尾，生意興隆。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廣告得以更進一步發展。招牌、幌子、酒旗、燈籠各顯其能，且随着大店鋪的出現開始出現新的廣告形式——門匾。從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就可看到諸如“劉家上色沉檀揀香”、“趙太丞家”、“楊家應症”和“王家羅匹帛鋪”等招牌門匾。
原始的廣告形式——口頭呼叫、音響、招牌、幌子、燈籠以及門匾、門樓、酒旗等店鋪廣告，在宋時已發展到相當繁榮。同時，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發明了印刷工藝。在隋朝發明的雕版印刷，到了宋代已發展為活字印刷。印刷技術的發明為廣告提供了新的傳播媒介——印刷品。曆史資料證明，在宋代已開始出現了印刷品廣告，現存上海博物館的“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的印刷銅版，就是相當珍貴的宋代廣告印刷史料。
宋以後的元、明、清各朝代，商品經濟亦有不同程度的發展。由于人口的增多和對外交流的日益廣泛，城市的發展異常迅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區商業中心。但是，在這一時期，雖然廣告的應用無疑也是異常活躍，然而，廣告形式卻未有所創新，依然是對口頭廣告、原始音響廣告和店鋪招牌廣告——旗幟、招牌、門匾、幟子、門樓、彩燈的應用。散見于各類史書、筆記、小說、唱本中的有關記載，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1．口頭廣告
南宋詩人範成大在其《範石湖集》中有“牆外賣藥者九年無一日不過，吟唱之聲甚适”的注釋，而在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閨塾》裡則有“你聽一聲聲賣花，把讀書聲差”的描述。明代馮夢龍所編宋、元、明“話本”和“拟話本”的總集《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尋夫》中更有“卻說廟外街上，有一小夥子叫雲：‘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郵鴨蛋，半分一個’”的廣告叫賣詞的記載。叫賣之聲一直延續不斷。清乾隆年間李計的《揚州畫舫錄》記載揚州平山堂一帶當時的許多賣藝攤販中，就有“蘇州人以五色粉糍狀人形貌，謂之捏像，鬻者如市，手不停作”的記載，而在元曲中，則有“貨郎兒”的曲牌，最早是沿街叫賣的貨郎擔為招徕顧客而唱的，後來演變為民謠，最後又再演變為藝人的曲目。 2．酒旗廣告
唐宋以後的詩人詞家多以酒旗作為話題，而元明清的文學作品中也多有對酒旗的描述，在此不再贅述。
3．幌子
元曲中有“滿城中酒店三十座，他将那醉仙高挂，酒器張羅”的唱詞，當時出售一些小商品的店鋪也有把商品做成“誇張甚巨”的大剪刀、大瓶藥酒的，陳列于店鋪門口或櫃頭以招徕顧客。在明清兩代的小說作品中，對幌子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
4．招牌
自從唐代把招牌作為一種行市管理手段之後，招牌一直是橫跨唐、宋、元、明、清等五代上千年的廣告形式之一。《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各種招牌的形象。宋代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中有這樣的描寫：“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在潭州市裡，讨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元代李有在《古杭雜記》中，引用張任國的《柳梢青》詞“挂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來描寫舊店複業情景。由于商業競争，在清朝的北京，更出現利用招牌對罵同業的情況，如“雨衣油紙家家賣，但看招牌隻一家，你也窦家我也窦，女娼男盜隻由他”。早期的招牌一般比較簡單，但為了在商業競争中取得廣告優勢，後來就發展出請名人書寫，并且出現了店鋪中堂，如酒店的“太白遺風”、米店的“民食為天”等等。同時，在招牌的裝飾上，也開始演變出藝術性圖案和描金寫紅等競比華貴的表現。
5．店堂裝飾
自宋代開始發展了大的店鋪之後，商店的門面修飾也成為廣告競争的主要形式。《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一家“正店”，其店面裝飾已十分講究。宋朝鼎盛時期的豐樂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同期的《夢梁錄》對杭州的描述更是詳細，“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之花，挂名人畫，裝點門面”，可見當時已重視店堂裝飾，而在以後的元、明、清時期，這種店堂裝飾更是“競比奢華”。 6．印刷廣告
木版印刷在元明大有發展，除官方用來印書之外，民間亦用來印制話本小說和戲曲。尤其在明代中葉以後，印坊所出小說、戲曲大都加有插圖繡像，作為書商推銷刊本的宣傳。弘治戊午年（1498年）刊本的《奇妙全像西廂記》，在其書尾就附有出版商金台嶽家書鋪的出版說明：“……本坊謹依經書重寫繪圖，參訂編大字本，唱與圖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閑遊坐客，得此一覺始終，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從這裡，可見當時書商廣告的功底。
從各個曆史朝代的商業及廣告發展情況，可以看到從口頭廣告、店鋪廣告到印刷廣告的曆史變革，從而可以看出廣告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相對鼎盛時期及其與當時商業經濟的關系。
三、1840—1949年：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廣告業
19世紀上半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進行了工業革命，生産的高速發展使資本家感到了市場的壓力。為了積累巨額資本，開辟新的商品市場，掠奪勞動力和廉價的原料，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就成了他們的掠取對象之一。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争，就是這種全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入侵的開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使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閉關自守的封建社會開始解體，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被瓦解，我國社會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另一方面，外國資本和商品的大量湧入，也為我國的商品生産提供了推動力，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尤其是民族工商業與遠洋資本之間相互争奪市場的競争，刺激了廣告的發展。
鴉片戰争後，在帝國主義強權下，中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允許開放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等五大城市為通商口岸，并且準許中國商人将外國洋貨從上述口岸運往全國各地銷售，從而使資本主義的貿易入侵合法化。從此，外國貨如破堤之水湧入内地，并在我國出現了專為外國本家服務的買辦商人。由于外商外資的大量湧入所帶來的商業發達，現代廣告業也就在這幾個通商口岸城市迅速地發展起來。
在各類輸入品中，使用廣告最多的首推藥品和香煙。在五個通商口岸中，廣告最發達的首推上海，這當然跟上海有廣闊的腹地和長江方便的水上運輸有關。當時的廣告主要靠路牌和招貼。路牌是畫在牆上的，藍底白字，十分簡單。招貼則多在國外印制，帶回中國張貼。這些路牌廣告和招貼廣告曾經從城市擴展到廣大的農村。在這一時期，現代形式的報紙、雜志開始在我國出現。
1853年，英國人在五大通商口岸出售刊物《遐爾貫珍》。該刊經營廣告業務，為溝通中外商情服務。該刊在1854年曾刊出一則廣告，尋求廣告刊戶：“若行商租船者等，得借此書以表白事款，較之遍貼街衢，傳聞更遠，獲益至多。”史學家認為，該刊是在我國出現的最早的刊物之一。
曆史證明，以報刊雜志為标志的現代廣告是由外商引入的。1858年，外商首先在香港創辦了《孑孓剌報》，在1861年後成為專登船期物價的廣告報。在這期間，外國人除了創辦一些綜合性報紙外，還創辦了一些專業廣告報刊，如《東方廣告報》、《福州廣告報》、《中國廣告報》等。當時的廣告業務，主要以船期、商品價格為主，這同五口通商之後國外商船往來頻繁、貨物進出類多量大不無關系。1872年3月23日，《申報》創刊，這是我國曆史最久、最有名望的中文報紙。同期創辦的還有《上海新報》、《中國教會新報》等。這些報紙都刊登大量的廣告，幾達三分之二版面。在這一時期，機械設備廣告開始出現。這說明，在國内已有人在開辦現代化的工業生産廠家。 早在鴉片戰争以前，我國就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争後所發生的外國資本的入侵，促進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的分化，導緻了中國自然經濟體系的解體，加速了城鄉手工業的衰亡，同時也刺激了工業生産，加強了工業産品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性和農産品的商業化。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自19世紀中葉始，我國已有一些商人、地主、官僚開始采用機械，招雇工人，開辦新式工業。至1895年，已出現70多家華資工廠。1894年，中方在甲午戰争中的失敗，導緻了《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迫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并允許日商在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馬關條約》适應了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需要，從而使其商業勢力從沿海城市伸向内地，外資在華辦廠也合法化了。日商在内地口岸通過廣告宣傳，掠奪性地大量收購我國的豬鬃、桐油、棉花、生絲等農副産品，或設廠生産，或做轉口生意，對我國農村經濟和民族工業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馬關條約》也刺激了民族工業的發展和農産品的進一步商品化。許多愛國志士針對日商的掠奪，紛紛設廠自救。自1912—1919年，中國近代工業的新建廠礦即已增加到470多個。在與洋商洋貨的對抗性競争中，民族工業也逐漸利用廣告作為競争工具。
19世紀末，華人報紙陸續創刊，1895—1898年的三四年間全國創辦了32種主要報紙。由于資本競争的加劇，報紙刊數和廣告版面迅速增加。1899年《通俗報》的六個版面中，廣告即占其四個半版。到1922年，我國的中外文報紙即達1100多種。報紙廣告的廣泛出現，标志着我國近代廣告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報刊廣告的發展，造就了一個新的行業——廣告代理商在我國的産生。
廣告代理商是由報紙廣告代理人演變而來。我國早期的報館廣告代理人是做拉廣告生意兼賣報紙的，後來逐漸演變為專業代理人，單純依靠給報紙、雜志拉廣告為業。1872年，《申報》廣告刊列中就有“蘇杭等地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該報
店司人說明……并須作速寄來該價，另加一半為賣報人飯資”。這裡的所謂告白，就是廣告，“賣報人”就是最初的廣告代理人，“飯資”為廣告代理費。廣告代理人開始時隻是四處奔走，為報紙承攬廣告業務，從中收取傭金，後來報紙廣告業務不斷擴大，報館内設置了廣告部，廣告代理人則演變為報館廣告部的正式雇員，以後又出現了專營廣告制作業務的廣告社和廣告公司。
30年代，廣告公司的興起是我國廣告發展史上的又一個裡程碑。在這一時期，廣告媒介開始變得多樣化，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廣告形式。抗戰前充斥上海的外商外企為了推銷其所生産的洋貨，許多大型企業中都設有廣告部。如英美煙草公司的廣告部和圖畫間，就從中外各方邀請畫家繪制廣告。在激烈的商戰中，民族工業也開始向廣告事業投資，在企業内設置廣告部門。同時，由于市場競争的需要，廣告業務不斷增加，專業廣告公司由此應運而生。在30年代初，上海已有大小廣告公司一二十家，廣告公司的業務以報紙廣告為主，其他形式的廣告，如路牌、櫥窗、霓虹燈、電影、幻燈片等，大體都各有專營公司。
在這段時間，報紙是主要的廣告媒介。最大的報紙是《新聞報》，該報在1923年即已“日銷15萬份”作為招徕廣告的号召。此外，雜志的發行量也不低，如鄒韬奮主編的《生活周刊》在1923年的每期銷數也超過15萬份。一些主要雜志，如《生活周刊》、《東方雜志》和《婦女雜志》等，也都登有較大篇幅廣告。路牌廣告在早期是廣告的主要形式，後來雖然讓位于報紙，但在整個廣告業務中還是占有相當份額。由于在大城市裡簡陋的、刷在民牆上的路牌廣告已不能引人注目，有的廣告公司就開始将五彩印制的招貼貼在台面上，後來又改為用木架支撐、鉛皮裝置、用油漆繪畫的廣告。有不少公司，如法興、克勞、美靈登、華商、交通等，把路牌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電波廣告的引進是在1922年以後。美國人奧斯邦在上海造了一座50瓦特的電台，從而揭開了我國電波廣告的序幕，但廣播電台正式開播廣告是在1927年，由新新公司辦了一座50瓦特的電台，播送行市、時事與音樂。同年，天津、北京也相繼開設電台。到1936年，上海已有華資私人電台36座、外資4座、國民政府電台1座、交通部電台1座， 這些電台都主要依靠廣告維持。 上海最早的霓虹燈廣告引進于1926年。其後有外商在上海開設霓虹燈廠，規模較大的有麗安電器公司，華資電器公司也在此後相繼出現，并為廣告公司制作霓虹燈廣告。此外，新出現的廣告形式還有車身廣告、櫥窗廣告等。同期，印刷廣告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相繼出現了産品樣本、企業内部刊物（免費贈閱）、企業主辦專業性刊物、月份牌和日曆等形式的印刷廣告。
在1936年全國運動會期間，《上海新聞報》借機搞了一次空中廣告，把寫着“新聞報發行量最多，歡迎客選”的廣告條幅用氣球放入空中。這是在我國首次出現的空中廣告，為擴大《新聞報》的影響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同年在上海還舉行了全國性的商業美術展覽會，為提高廣告的藝術水平、更加積極地發揮廣告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起了相當好的作用。同時，國民政府也開始對廣告實施管理。在當時的民法、刑法、交通法、出版法中均有涉及廣告的條款，并開始征收廣告稅。在廣告界也出現了同業公會。1927年“中華廣告公會”在上海成立，是廣告同業的最早組織，後幾經改名，1933年改名為“上海市廣告業同業公會”。
抗日戰争爆發後，由于市場受到戰争沖擊，廣告業受到嚴重影響。上海淪陷後，主要的廣告公司相繼歇業，剩下的廣告業務也大多是介紹日貨的廣告，雖然在後期廣告業務和廣告公司都有一定恢複，但未有長足進步。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内遷重慶。當時南京、上海、漢口和天津等地的多家報紙也相繼内遷。1937年，在重慶出版的除原有的《商務日報》等外，還有《新華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新民報》等，刊登各類廣告。同時，在解放區創刊的共産黨報紙也有小量廣告業務。
抗戰勝利後，各類報紙等媒介單位相繼遷回原地複刊，廣告公司重新活躍起來。當時的廣告中，有很多是“尋人啟事”。此外，美貨也大量充斥市場，廣告業務量很大。由于美貨對中國民族工業的沖擊過甚，緻使民族工業幾達崩潰邊緣。當時的國貨機制工廠聯合會在其主持人的倡導下，發起了一次“用國貨最光榮”的、旨在抵制外貨、挽救民族工業的宣傳運動。當時設計了一個标志，在本、外埠報紙、路牌上登載廣告，号召人們使用國貨。但是在1947年之後，由于連年内戰，導緻經濟崩潰，中國的廣告事業又重新跌入低谷。
四、建國後我國廣告事業發展的曲折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于經濟、政治、社會諸方面的原因，新中國的廣告事業在經曆了一個長期的曲折過程之後，才得以迅速恢複和發展。 在解放前夕，有些工商業者對中國共産黨的政策不明了，卷款外逃，外加國民黨政府在後期所采取的經濟政策對工商業的損害，我國的工商業處于極為困難的狀态。資金短缺，原料匮乏，嚴重地影響了建國初期的工商業的穩定和發展。為了穩定經濟形勢，促使工商企業恢複生産，新的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支持對工商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資金供應，同時也加強了對企業的管理措施，在各級人民政府之下，成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對于廣告行業，則在廣告業比較集中的上海、天津和重慶等地，成立了相應的廣告管理機構，對廣告進行管理，并在全國相繼成立了廣告行業同業公會。同時，針對當時廣告業務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對廣告行業進行了整頓，解散了一批經營作風不正、業務混亂、瀕臨破産的廣告社。各地區以人民政府名義發布了一批地方性的廣告管理辦法，如天津市衛生局在1949年發布的《醫藥廣告管理辦法》、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廣告管理規則》。重慶市在1951年成立廣告管理所後，于年底公布了《重慶市廣告管理辦法》。
在建國初期的一段時間裡，廣告行業由于人民政府所采取的各項措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複和發展。報紙、雜志、電台、路牌等商業廣告業務依然很活躍，同時還舉辦過幾次全國性展覽會和國際博覽會。 1953年，我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從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與此同時，開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由于當時國家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經濟政策，廣告公司的業務量驟減。同時，為配合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支持下，對廣告公司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組，在一些工業比較集中、經濟發達的城市，建立了國營廣告公司。如北京市的廣告公司改組為在市文化局領導下的北京市美術公司，天津文化局領導下的天津美術設計公司，上海的由商業局領導的上海市廣告裝潢公司和文化局的上海美術公司等，都是在對原有廣告公司或廣告社進行合并、改組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 全行業公司合營後，工業企業的很多産品由國營商業包銷，從而導緻廣告業務的劇跌。在當時，已很少再有做廣告的企業。在這一時期的後期，報紙廣告版面減少，一些城市的商業電台被取消，廣播廣告日益萎縮。這些情況持續了數年之久。直到1957年在布拉格召開了國際廣告大會、我國商業部派員參加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1958年，商業部和鐵道部聯合發出通知，為使商業廣告更好地為生産和消費者服務，要求利用車站、候車室、車廂及列車内使用的用具等為媒介開展廣告業務。在這一段時間内廣告業務有了一定的恢複，如上海、天津的廣告公司的廣告營業額就比1956年上升了六倍多。然而，這一局面持續不到一年，1958年大躍進開始，工業部門提出了“需要什麼，生産什麼”，而商業部門則提出了“生産什麼，收購什麼；生産多少，收購多少”，接着進一步提出“工業不姓商，大家都姓國”的口号。從此，工業産品不論多少，也不論品質好壞，價格高低，全部由商業部門包下來。由于商業流通成為獨家經營，市場不再有競争，廣告業受到嚴重沖擊，廣告管理一度廢止。這種情況在1962年國民經濟進入全面恢複期之後才有所改觀。
十年文化大革命，廣告作為封資修的東西被砸爛，廣告管理機構解散，廣告事業的發展陷于一片空白。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全黨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出了“對外開放和對内搞活經濟”的政策。從此，商品生産不斷發展，對外貿易迅速增長。由于發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調節的轉軌，許多新的産品面臨着開拓市場、擴大銷路的課題，從而為廣告的恢複和發展提供了契機。從此時開始，各地的廣播、電視和報紙相繼恢複廣告業務，廣告公司（社）相繼成立。到1981年底，全國廣告公司已由9家發展到100多家，報紙、雜志2000多家，廣告從業人員1．6萬多人，并開展了外貿廣告業務。到1983年底，全國廣告經營單位更達2340家，營業額2．3億元，比1982年增長40％。為加強廣告管理，1982年2月國務院頒布了《廣告管理暫行條例》，規定廣告行業統一由國家和地方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管理。同時，為加強行業自身的建設，成立了中國廣告協會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廣告協會等兩個廣告行業組織，并舉辦各種展覽會和培訓班，促進廣告事業的建設。
1989年，我國廣告營業額已達30億人民币（其中包括對外廣告），從業人員近20萬人，出版報紙1000多種，雜志4000多份，電台200多座，電視台300多家。每年的廣告營業額，以百分之二十幾的速度增加。廣告事業發展迅猛，廣告理論水平不斷提高，廣告人才培養得到重視。我國的廣告事業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必将繼續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為促進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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